同质化校服里的分殊：对于学校规训的接受与抗拒

作者简介：侯苏桓，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19级本科生。忙时读书，闲时瞎逛，喜欢睡觉，偶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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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93年原国家教委印发《关于加强城市中小学生穿学生装（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以来，至今已近三十年。校服制度作为教育的一种规训手段，在现代教育的权力场域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意图通过模仿福柯《规训与惩罚》中有关“规训”的论述范式，分析校服的同质化规训手段及其规训效果，进而反思校服对于人才培育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规训 教育 校服

绪论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运用谱系学的方法详细分析了规训在现代社会中的形成、发展与传播。

在现代社会的教育领域，“规训”同样被广泛使用，“校服制度”就是教育规训机器中运转的齿轮之一。透过校服的着装规定，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在日常教育生活中各种权力运作轨迹、现代教育对人才培养的定义等“看来只是‘宏大叙述’的议题”，[1]进而思考规训对于塑造“有用的人才”的作用。

本文将从校服的历史说起，思考校服的本质，分析校服对于学生的同质化手段和效果，叙述同质化过程中的“反规训”与“再规训”，最后反思教育的“规训”对于现代人才的塑造。

一、校服的诞生

（一） 校服之内涵与所属范畴

1. “校服”一词的内涵

现代校服制度起源于西方，通过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学校传入中国。[2]校服一词，源自英语的uniform，该词可拆分出“uni”和“form”两个词根，前者指“统一、一致”，后者是“形式”，所以，校服是一种“统一的形式”，是学生上学期间所穿的统一样式的服装。[3]

2. 校服之界定

校服是服饰的一种，但又有不同于一般衣服的特殊性。

在现代社会，服饰主要作为一种象征，一种体现穿着者身份、地位、职业、个性、修养的标志物。[4]校服这一服饰，确实发挥了身份象征作用。它将学生群体与身着其他衣服的一般大众相区分；同时又因地区与地区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以及年级与年级之间的校服各不相同，不同的校服在学生群体内部也进行了区分，将不同的学生归类于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学校。

通常而言，选择服饰是一个主体化的行为，人们借助不同的服饰进行自我表现和自我形象塑造。而校服与一般服饰的不同之处在于，校服作为一种定义身份的特殊服装，不仅不是个性化的表现，反而是对学生内在个性的模糊，是对学生身体的规约和限制。[5]

在我国，中小学生穿校服已被默认为学校的必备隐性规定。当校服脱离普通服饰的范畴、向符号化的约束转变时，穿校服也必然从日常穿衣异化为对于学生的规训。

（二） 校服的历史及其发展

校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和人文景观，不仅反映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教育理念，也体现了当地的宗教信仰以及历史文化。

1. 校服的起源

最初，校服发祥于英国，并根据教育目的的不同产生了多种样式。“蓝制服”是教会学校采用的校服形式，带有宗教色彩，体现英国的新教传统；“伊顿外套”则是英国贵族私立学校的典范——伊顿公学的校服，是学生身份优越的象征，与学生的家庭背景紧密相连。而军校学生服和童子军服，督促学生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意图从少年时向国家输送优秀的军人，集中体现英国作为老牌殖民帝国对于国家实力和地位的追求。[6] 

2. 我国校服的发展

在我国，1993年原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中小学生穿学生装（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开启了全国范围内的校服化，从此“穿校服”成为学校的规定、学生的符号。该“意见”强调了统一服装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贯彻中小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加强学校常规管理”，校服的设计原则是“朴素、大方、明快、实用”。[7]

距离该“意见”发布已二十年有余，“朴素、大方、明快、实用”的设计要求在大部分范围内都等同于“面口袋”式的运动服。近年来，尽管有个别学校推行“多套校服”、“礼服兼常服”等新型校服措施，但宽松的运动服还是校服的主流款式。

在这样的现实下，“意见”中对于校服“加强品德教育”、“增强集体荣誉感”以及“加强行为管理”等功能的预设是否真正实现了？

二、同质化的校服

如果将校服制度抽象为规训学生的纪律，那么就可以借助一般的分析规训的方法，对校服的规训手段加以分析。

正如福柯所言：“纪律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8]校服在各种零敲碎打的细节里，通过支配学生的肉体，进而规训学生的思想，最终学生“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成为预设的“有用的人才”，从而达成既定的教学目标。

（一） 同质化的作用对象

穿戴校服，表面上是进行形象管理和行为管理，其中却暗含着内在精神上打造“模范学生”的考量。

1. 同质化肉体

虽然校服制度规范的是学生的衣着，但遵从制度、穿上校服便意味着学生的整个外在都发生了改变。可以说，校服控制着学生的身体。

（1） 模糊的性别

最常见、最普遍的“面口袋”运动服式样的校服，在设计上并未区分男女性别，均为统一的宽松外套与长裤。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不同身材包裹在同样材质、同样宽松的衣服中，使得学生身材的差异化与个体化被抹平了，展现出来的只是整齐划一的、身着运动服的、从头到脚皆为同一色系的学生群体。

因此，女孩没有展现其身材曲线的空间，男孩也不能体现自己的挺拔俊朗。所有个体的特点都被淹没在这个统一的、上下宽窄一样的校服里，自然的，个体的性别表征也趋于模糊。除了发型和鞋，似乎没有其他可以再区分性别。而在那些强制女生全部短发的学校里，发型的区分性也被磨灭了。

（2） 严格的时间轴

校服的更迭体现一种分配艺术，而校服的“穿上”与“脱下”则是对学生日常时间的有机控制。

纵观整个基础教育阶段，从小学到中学，校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一方面，年级不同，校服不同。所以，序列化的校服是对学生受教育程度的侧面反映，也在暗中划定了无法“僭越”的阶段界限——各年级间不得混同。另一方面，学校不同，校服不同。尤其是在同年龄段之间，不同学校的不同校服具有横向对比意义。重点中学的学生经常会因身上校服象征的身份而倍感光荣，穿着普通中学校服的学生可能自觉“低人一等”。

在日常生活中，校服的穿戴有明确的周期性和时间性。每当周末，“倦鸟归巢”，学生们可以脱下校服换上自己的衣服，而周末结束后则又要换回单调乏味的校服。在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校服”在学生的脑海里已经与“上学”形成了必然的关联。除了校庆日、运动会和联欢会等大型活动（此类活动期间可以正当地不学习，且具有丰富多彩的子活动），再去掉节假日，便几乎不存在还可以不穿校服的日子，而上述列举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节假日等同。因此，“不穿校服”通常与“脱轨”和“狂欢”相联，而“穿校服”则宣告着“秩序”与“约束”的降临。

（3） 泛学校化的场域

校服是“学生”这一身份的符号象征，有的校服款式甚至可以实现对“某某学校某某年级的学生”的具体定位。学生即使身处学校之外（如前往学校的途中或放学返程的公共交通工具里），一般群众依然可以凭借校服轻易识别其身份。学校的影响在学生身上被泛化了，溢出校园之外而与校服相连。

对于学生而言，校服实际是学校规章的压缩，在穿着时无形中发挥规制作用。当“校服之网”笼罩于学生之上时，“学生虽然离开了学校的物理场域, 但仍然没有离开学校的文化场域”。[9]此也即“走出校门，仍是xx（学校的名字）人”一类论调之支撑。正因为校服的身份符号作用，穿着校服的学生自然地被归类为某一群体，群体的纪律在隐匿中实现对个体的控制。

2. 同质化精神

校服在学生外貌上的一切努力，实质是为灌输尊重学校权威、认同集体荣誉、一切以学习为重的同质化精神。

（1） 学校权威的强化

毋庸置疑，校服是学校权威的外化和代言物。

学校通过明确的校服制度宣告自己的权力，穿校服是服从于学校的制度安排，不穿校服则是以默示的行动挑战学校的权威。日复一日的周期性穿戴校服，就是不断地借助习惯强化学生对于以“校服制度”为代表的学校规章的遵守意识。在这背后，学校的权威正隐匿地发挥着作用。

另一方面，校服的作用对象仅限于学生，教师以及学校领导等规训者则拥有自由穿衣的“特权”。“芸芸众生”中的“与众不同”，彰显规训者的身份，也使得学校的权威得以强化。

（2） 集体概念的认同

正如《关于加强城市中小学生穿学生装（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统一校服的目的之一是为“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校服在形式上的同质化必然包含着将个体强行纳入集体意志的实质，先从形式的统一——校服的统一着手，再在心理上潜移默化地迫使学生与集体保持一致。

一致意味着差异化的缺失。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利用差异化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或是在无形中因为差异化的存在而被动地与他人形成对比，并在对比中获得优越感或挫败感。如果没有差异化，那对比也无从谈起，故统一的校服有利于减轻学生在服饰方面的攀比。

在学校的各种集体性日常活动中，个体的穿着在公共场合暴露无遗，此时若有人未着校服则格外“一枝独秀”。这种集体化的心理压力迫使学生向校服形成的集体规训靠拢。

（3） 对于学习的重视

在“严格的时间轴”一部分，我们论述过校服与学习活动的关联意义。“穿校服”意味着“秩序”与“约束”。所以，当学生穿上校服，其实是被不断地提醒需要认真学习、端正态度，不能进行娱乐活动。校服在学校的权力场域下，与标语、海报和桌椅等等有体物一起，构成对学生肉体和精神的强制。正如许多教室墙上放置的标语“入室即静，入座即学”，“穿校服”的提醒作用也可以被概括为为“穿上即静，穿上即学。”

就校服本身而言，简易化的“面口袋式”运动服与单调的红蓝黑白配色体现学校管理的“简单化取向”[10]。这种款式忽视了个性与美感，也减少学生在挑选穿搭方面可能耗费的时间，其目的就在于用最简单的方式培养心无旁骛投入学习、机械顺从学校规章的学生。

（二）实现同质化采取的手段

纪律的实施离不开强有力管理手段的保证，校服制度同样如此。或许不同学校之间校服制度和实施手段在具体措施上有差异性，但在实质层面具有共性。本段将参考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第三部分第二章所概括的“规训的手段”，分析“落实校服制度”所采取的方法。

1. 层级监视

“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11]只有随时监视学生的穿衣情况，掌握同质化个体中的异类并加以纠正，才能让校服的权力在沉默中发挥作用。因此，在学校场域内，监督无处不在。

“监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12]从学校的决策领导层到教学活动的领导者，再具体到班级教学活动的实施者，最后是学生内部的自我监视，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班干部-学生的监视网络环环相扣，从而保证校服制度规训作用的普遍性。

2. 规范化裁决

“一切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小型处罚机制、一整套微观处罚制度。”[13]校服制度建立的本意就是对不遵从规章的学生加以矫正。“不穿校服”即为不规范，规训“处罚不规范”[14]。通过对穿着进行精确评估，学校可以实事求是地裁决每一个学生。

规范化力量一方面强求一律——即服装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又将不遵守纪律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分殊，对“不穿校服”的个体实施惩戒。教育者借助统一标准把每个个体进行比较、区分和排列，排斥和同化越轨的个体，最终缩小个体与群体的差距，向同质化靠拢。

发挥校服的同质化作用，缩小的一方面是违反学校纪律的个体与遵守纪律的整体在行为和表现上的差距，另一方面是不认同学校规章和培养目标的个体与学校整体培养方案在精神上的差距。

3. 检查

“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15]检查是监视和裁决的结果再现，检查所得出的结论为监视和裁决定性，检查现实地约束了越轨的个体。

检查通常是不可见的。正如校领导从办公室的窗口眺望操场上的学生、班主任在上课时悄悄借助教室门后的小窗窥视、戴红袖标的班干部在同学们低头自习时的巡查……此时检查的实施者是权力的象征，他们隐匿于暗处，具有不可见性；而被检查者则摆在表面上被“检阅”。

检查首先把人当作一个“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16]，其次构建了一个比较体系，从而可以总体度量现象。在此种比较体系之下，书写权力建构了一整套进行个体描述的方法——日常行为记录。通过记录学生的日常行为并加以评定，学校可以获悉校服制度的落实情况，最终形成对学生的评价，而评价本身又对学生有所制约。

三、反规训与再规训

面对学校由肉体到精神的规训时，“学生不仅会接受与内化”[17]，同时也会基于自身的个体性差异与规训抗拒——反规训。个体地反规训出现时，教育者的规训自然会加强，对违反者进行“再规训”。于是，“校服制度”的整个运作过程呈现出“规训-反规训-再规训”的循环，规训方与被规训方在不断互动的同时，力量此消彼长。

（一） 抗拒同质化——反规训

无论教育者采取何种手段将学生管理简单化为群体控制，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身特质都不会彻底被磨灭。所以，面对校服制度的强力碾压，学生内部也采取了自己的应对手段。相应地导致学生穿着校服的风格出现分层，并在分层中体现不同的反抗意识。

1.抛弃校服

直接抛弃校服是最明显的对抗。这类学生穿上自己选择的衣服，“高扬个人主义帜”。他们的张扬和执着并非只体现在穿着，也体现在日常与学校的各类规章制度的对峙——如早恋、翘课、抽烟等。相应的代价就是，他们通常会被老师们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差生”，成为耳提面命的重点对象，并与学校的各类荣誉绝缘。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与福柯所提到的“过失犯”[18]有极大的相似处：面对教育者持续指责和始终的否定态度，他们选择“破罐子破摔”，干脆利索地公开违反学校制度。打翻“学生”这一身份定义，蔑视学校的奖惩体制，所以规训以及规训的场域对他们失去了作用，反规训被运用的淋漓尽致。

2.改造校服

改造校服是对规训的一种隐形抗拒。改造校服的学生没有公然反抗的勇气，但却在细节上力图体现自己的意志。诸如在校服上涂鸦或是将校服的裤腿缩窄，亦或是坚持在校服外面穿上明亮的外套、在校服里面内衬高领的羊毛衫，都是对校服权力的暗中反抗。

他们没有形成福柯所说的“过失性状”，但又是规训群体的暗中反抗者。这类学生恰巧处于一个中间地带——既非彻底的离经叛道，亦非老套的循规蹈矩，他们游走于违规的边缘，并得意于自己的机智，与前者相比他们是制度的受益者，与后者相比他们是制度的挑战者。尽管如前所述，校服有抑制攀比的作用，但这类学生依然可以通过外套、鞋子等的品牌与他人比较，并在其中获得自己的满足。

这种操作也有相应的风险，在规训范围内就要受到约束，一旦“改装行为”逸出“安全线”，他们面临的就是规训的惩罚。这可能导致两种结果，要么促使他们彻底反抗规训，成为一名“过失犯”；要么“痛改前非”，被规训同质化。

3.承认校服

尽管存在对于制度的反抗，但遵守秩序才是更普遍的情况。这类学生将制度内化于生活，无论他们是否在心理上认可，但是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完全按照学校规定穿着校服。他们处于规训中，在实践上遵守规训的指导，或许是为了赢得老师好感，或许是惧怕违反规章带来的惩罚，或许是为了将精力集中于学习……总之，遵守制度的学生构成了校服制度的群体基础，也为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场域。

（二） 面对反规训的应对措施——再规训

在《规训与惩罚》中，权力当局面对社会对监狱的批评，做出的回应是“重新强调教养技术的不变原则。”[19]同样的，面对学生对校服规训的违反，学校的最直接反应就是再规训——重新强调校服制度的不变原则：不断强化校服制度，“以此作为克服其失败的唯一手段”；贯彻制度目标，“以此作为克服其不可行性的唯一方法”。[20]

对于学生而言，教育者借助校服制度对个体进行区分，给予遵守规范以奖励和优待，对不遵守规范者进行惩罚。在现实操作方面，遵守规范的优等生被选拔为班干部，辅助教师落实校服的穿戴，并收获相应的权力和荣誉感。而罚站、公开通报、回家反省等公开惩戒，则如同边沁的“全景敞式建筑”，惩罚其内的人，震慑其外的人。在口头训诫方面，教育者不断强调校服和遵守校规校纪的必要性，并通过各式各样的班会、宣讲会等将规训进行理论上的灌输。

对于教师而言，管理者将学生是否穿戴校服纳入教师的日常工作考核，与升迁考评机制挂钩。而且一个班级的整齐划一是教师管理得力的表现，这将给教师本人带来良好声誉。于是在经过层层管理后，规训最终被作用于学生。但在某种意义上，教师与学生一样，也是被制度规训的一员。

就这样，通过在规训者和被规训者双方同时强调校服纪律的意义，并且将此类方法循环往复使用，规训的力量得以发挥，“再规训”得以镇压“反规训”。

四、“有用的”人才

回到最开始，在对校服的规训作用进行分析后，我们依然无法对“‘意见’中预设的校服功能是否真正实现”这个问题直接给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因为在现实中，既有认同并遵守校服规定的学生，也存在对校服这一同质化手段采取“反规训”的 “叛逆者”。但不可否认的是，校服制度作为一种纪律，一直在造就其所期望的“有用的”人才方面不断发挥作用。“纪律的历史环境是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通过机制本身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21] 

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校服比较，我国采用“面口袋式”运动服，既有出于符合人均经济负担能力的考量，也有军事化管理留下的痕迹。通过不同年龄阶段校服要求情况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小学更重视校服、重视统一化管理；相较而言，幼儿园尚在懵懂、大学已然成熟，在这两种情况下，校服制度销声匿迹。这是因为，教育者意图在中小学时期这个可塑性最强的时间段，将学生导向“有用的人才”。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教育者给予校服的定位是“纪律、规训、约束和同质”。穿上校服的个体在基本消弭于群体之中，被同质化到“学生”这一群体概念下。

教育塑造学生具有必然性，因此在教育的过程中规训是不可少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是当下这种“一刀切”的强制同质化校服制度，在教育目的之外还产生了其他的副作用。比如因缺少合理导流而愈演愈烈的逆反心理、被迫放弃自我个性而造成的心理创伤……于是学生们以“反规训”表达自己的不满，又被“再规训”加以镇压。规训者和被规训者在博弈中精疲力竭，同样地被缠绕于制度里，同样地被禁锢创造性的思维。管理在强化，精神却在颓靡。

校服制度迫使学生进入教育的层级制度接受监视。“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学生虽然是独立的个体，但是他们的身体淹没在了宽大的校服里，精神淹没在了教育的同质化规训里。天然的自由倘若被约束，又何来挣破枷锁的可能。[22]

我们需要反思，反思创建此类校服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借此制度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的做题机器？“有用的”、听从指令的肉体？还是有独立自我和创新意识的现代公民？只有先清楚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才能更好把握校服的定位、把握好教育的现在。

[1] 参见阎光才：《校服的一种文化诠释》，载《教育科学研究》2005年第3期。

[2] 参见孙伟：《中外校服惯制的研究》，天津工业大学2004年。

[3] 参见陈玉华，李雁冰：《校服：一种被习惯化的非教育元素》，载《上海教育科研》2009年第3期。

[4] 参见肖群忠主编：《日常生活行为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 参见钱洁：《校服：一种身体管理策略》载《教学与管理》2007第25期。

[6] 参见孙伟：《中外校服惯制的研究》，天津工业大学2004年。

[7] 印发《关于加强城市中小学生穿学生装（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8] 【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版。

[9] 钱洁：《校服：一种身体管理策略》载《教学与管理》2007第25期。

[10] 陈玉华，李雁冰：《校服：一种被习惯化的非教育元素》，载《上海教育科研》2009年第3期。

[11] 【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版。

[12] 同上。

[13] 同11。

[14] 同11。

[15] 同11。

[16] 同11。

[17] 常亚慧，万晓霞：《校服风格”中的学生文化分层》，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18]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所定义的过失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无犯罪动机的违法者”，而是指“因恶劣环境或性格缺陷而有犯罪倾向的人”，也指“屡教不改的习惯性犯罪者”。

[19] 同11。

[20] 参见【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版。

[21] 同11。

[22] 参见王志琼：《校服文化中主体缺位的现实透视与价值诉求》，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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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 ✎ Zorro

本期编辑 ✎ 张睿哲